新刊 | 保罗·威利斯：两个瞬间
编者按
保罗·威利斯经历了英国文化研究的辉煌时期。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敏锐地捕捉到外部世界的变化并将其反映到文化研究当中，写出了《学做工》这部阐释反学校文化与工人阶级子弟为何承继父业的重磅作品。在文化研究走向碎片化之后，他依然没有放弃聚焦底层、关注社会变迁的努力。2014年，他来到中国，在对中英两国时代变动的对比观照中，提出了关于当代中国文化研究路径的思考。
两个瞬间
文 | [英] 保罗·威利斯
（《读书》2017年2期新刊）
第一个瞬间
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英国和文化研究的初衷
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英雄时刻
我出身于工人家庭，爸爸是一位木匠，后来打拼成为一位拥有二百多个车库和较好生活的人。我们一直生活在工人社区，生活在工人文化之中，五十年代及之前的工人文化在几百年之中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只是到了我这一代，才有了文化娱乐消费这样的事情，这是我的前辈所不能想象的。我买了录音机，买了磁带，被来自美国的摇滚乐所震撼，摇滚乐改变了工人文化。当我听那些音乐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活着，可以追求自由、可以追求性、可以享受生活，世界很大很宽广。
保罗·威利斯（来源：光明网）
在这一切变化之中，学院和学术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在剑桥大学读书期间，我们学的文学都是以前的经典，一百年或者几百年以前的，从来不学当代文学或者今天发生了什么。在社会学系，学习经典的结构功能主义，一切都是抽象的和凝固的。我并不是说不应该学习结构功能主义，关键是，这个学习和现实脱节了。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一九六四年成立，我于一九六八年来到中心，我刚到那里不久，学生就占领了大礼堂，学生们造反、抗议、革命，要求教学改革，让课程与外界现实社会接轨，给学生更大的权利和对学业的自主权利。中心很小，只有两名全职教师，一位是霍加特，一位是霍尔，而霍加特还在英语系兼任教职，所以，霍尔是唯一一位全职教师。
霍尔是一位非常与众不同的人，一般来讲，教师是不和学生多交流的，但是霍尔在学生占领中起着领导作用。霍尔讲述外部世界的变化，质疑大学教学为何不和外界现实相联系。占领行动持续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打乱了整个学期的教学，把大学搞了个底朝天。然后，达成了某种妥协，一切恢复正常，大学只发生了些许的变化，而“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却发生了永远的变化。霍加特离开了中心，霍加特是一个很好的人，一位比较保守的教授，我估计他不认同左翼风潮下的占领行动。这样，霍尔成为中心的负责人。
我们中心努力尝试去理解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一个机遇和巧合，大学里这样一个小小的中心采用了多学科视角去理解当今世界。为了实现理解当今世界的目的，我们要去钻研社会学、文学、马克思主义。霍尔是非常敏锐的人，总是可以捕捉最新的文化现象，在其他人还没有听说之前，他率先介绍后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我们把这些新鲜的知识融入对新世界的解读之中。正是置身这样的环境，我可以写出《学做工》这本书。
我不是社会学领域的专家，我的专业是语言文学，我读了后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我也读文学和诗歌，但是，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在任何一个学科领域钻研下去，而是综合这些知识去理解日常生活中的我、文化的我、学术的我，最终这样的综合把我带入了民族志研究方法之中。我没有受过任何民族志研究方面的训练，我的直觉告诉我，必须走出去，去接触“摩托少年”（motorbike boys）、去接触嬉皮士。后来，我开始研究在校生，我就需要去学校具体了解学校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了可以表达、分析和解读，我必须把学术和文化现实相结合。我们终于通过“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这样的空间，把学术和现实结合了起来，我们做到了，中心引领学生进行文化革命、进行政治革命，我们要求更大的权利。虽然最后变化并没有发生在整个大学的范围内，但是，我们变了，我们这个中心变了。我感受到一种醉酒后的勇气：我可以创造新理论！我是工人的儿子，我在剑桥大学的学业成绩并不好，而此时，我有了一种醉了酒一样的知识能量：如果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解读我所研究的摩托少年，我就去创造我自己的理论。我还真的创造了，就是“同源理论”（homology）。
在《学做工》的研究中，试图去理解“家伙们”和反学校文化，这些都被看作不好的和反社会的。我试图去解释那些文化与广泛的工人阶级的联系，并且，“家伙们”对待教育的态度是有道理的。我提出了文化生产的理论（a theory of cultural production），用来解释“家伙们”的世界，并把他们的世界和外界政治环境联系起来。“家伙们”是理性人，他们的行为是带着文化实践含义的，并且创造出意义，这些都是基于思想和物质条件的渗透。他们并不是敌人，而可能是民主社会制度的同盟。
《学做工》法文版封面
文化研究兴起的那个早期阶段是理解英国文化研究的关键，因为，参与其中的学生和人们经历了文化革命——我的文化和我父辈的文化完全不同；经历了政治革命——我们试图向大学要权利；我们也进行了学术革命——为了促进社会进步，我们去探索理解当代社会的方法，并且把学术研究和广大的劳工运动结合起来；而且所有这一切在我们的头脑中都是彼此相联的。这是一个英雄时刻。在这个社会变化、文化变化、个人变化、学术变化的新时刻，我们试图找到一种知识生产的方式，这就是多个学科按照诠释问题的需要被结合和组织起来，而不是为了形成一个新的学科。所有这一切都非常特殊，就是我说的，历史的黄金时刻和英雄时刻。
上面说的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和七十年代发生的事情，而我的描述只代表我的观点。就是在那段时间，我形成了批判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一种多学科分析的方法，不是为了学科发展的目的，而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去解读研究对象，将学术和现实世界连接起来。
文化研究的碎片化
黄金时刻和英雄时刻之后，在我看来，文化研究就开始碎片化了，而且，文化研究演变成为又一个“传统”学科，再也不是多面的，再也不是多学科的，再也不是聚焦底层的，而且也不再聚焦了。文化研究炸裂成为不同的东西，有的走向了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路线，有的走向后殖民主义和种族路线，有的走向女权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路线，有的走向从符号学到文本解构路线等。突然之间，这个非常小的机构在短时期内出产了三十多种出版物，而作者大都是研究生，工作人员的贡献不到4%。但是，我对这样的碎片化和不聚焦的研究失去了兴趣。
突然之间，文化研究变得很有名气，很多其他院系和大学也想开始文化研究专业。霍尔在一九七九年离开中心，去了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中心的英雄时刻过去了，它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走向了我们当初反对的东西，失去了多学科途径。不过，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中心非常成功，因为当初霍加特的初衷就是希望严肃对待大众文化，还有就是，英语系和社会学系不应该只关注过去的文本和理论，也应该重视当代文化。
有上海读者送给保罗·威利斯一本《毛泽东军事文选》，威利斯笑说，要开始学习汉语了（来源：凤凰网）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大家都认为大众文化很重要，大家也同意，打工文化和古典文化、高雅文化（high culture）同样重要。因此，有人研究肥皂剧、电影、电视；在大学里，说鲍勃·迪伦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不再会引起争议。从这样的状况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推进重视大众文化这个任务可以说进行得非常成功。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评价，却丧失了用多学科的方法聚焦去理解社会现象的能力，就是说，如何综合应用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文学等知识去分析社会整体、社会运动、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在英雄时刻，为了解释社会现象，我们去寻找所有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分析的知识和理论，并进行综合应用，我们研究大众文化的目的是为了去诠释大众文化的政治含义、去诠释工人阶级文化的变化、去诠释工人阶级文化是否仍代表工人的利益。我们当时觉得自己是有机知识分子，因为我们试图把文化与社会大背景联系起来。英雄时刻之后，虽然还是研究文化，但是目的发生了变化，研究文化的目的只是为了学院内部的口舌之争了，零零碎碎地谈谈后解构主义、女权主义、身份政治，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但是每当谈及这些的时候，只是学院内部的学术讨论，而不是试图与外界的劳工运动和可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相联系，已经不再是为了改变世界，也许是为了改变学术，如果可以改变的话。现在，大众文化研究的确得到了重视，世界上很多院校在做文化研究，但是这种研究不仅变得碎片化，甚至是有悖于底层政治的。回眸英国的政治变化，从当初受到工会影响的社会民主政治，转变到撒切尔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很多文化研究搞来搞去是在支持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英国正在发生非常有趣的社会政治现象，比如科尔宾（Jeremy Corbyn）当选工党党魁，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抓住这个议题进行文化研究。如果是在六十年代，我们肯定会关注到左翼科尔宾工党阵营的崛起，这将是非常有趣的文化研究，但是，现在的文化研究学者们却去做美国电视剧《线人》的文化研究，这些研究是那么的碎片化、后结构主义和关注身份政治，现在的文化研究也许有二十多个分支，而它们当初都是源于一个多学科来看待世界的文化研究。
2015年9月12日，英国最大的反对党工党选举产生新任党魁，激进左翼候选人杰里米·科尔宾击败另外三位 39 39213 39 15533 0 0 2491 0 0:00:15 0:00:06 0:00:09 2957选人，以接近60%的得票率高票当选（来源：BBC NEWS)
文化研究的成绩和价值再也无法回到英雄时刻的样子。现在，在美国，有文化社会学或者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还有文化人类学，也就是说，成为带有社会学和人类学特质的文化研究。当然，这些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如果你去问其他人，也许会得到很不同的看法。我如果在英国说这些，我会有麻烦，甚至会被认为有点儿背叛，我个人觉得，不是我背叛了当初的文化研究，而是当初的文化研究背离了初衷。
第二个瞬间
二十一世纪一十年代的北京和三个空间
北京的三个空间
带着记忆，带着好奇，我来到中国，是我的第二个瞬间。我二〇一四年来到中国，我发现，我对中国了解得越多，我越糊涂了。中国是如此之大，又是如此之复杂。我也看到，中国的不同群体也深信自己眼中对中国的解读。我一直在学习着。刚到中国，我就读到一个消息，中国的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达到了51%，中国在发生快速的变化，现在全国都卷入了城市化的漩涡。在城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部分人是工人阶级，当然，这个工人阶级不能套用西方的概念。中国的工人阶级与西方很不同，当然，西方的工人阶级状况也在发生变化。在中国这个让人神魂颠倒的转型时刻，我意识到，中国在过去的六十多年间，有六亿人从农村人口变成了城市常住人口。在城市有各种人群，有旧时代的老工人，他们穿着整齐，怀念着黄金旧时代，那个时候，在单位参加工作也参加娱乐活动，有工作也有乐趣，这真是中国特有的；有办公室的职员，被称为蚁族，他们白天在写字楼里面工作，下班要挤地铁回家，也许要穿行几十公里回到位于卫星城的家，然后，第二天早上又要赶车回到城里上班；我也看到路边卖食物的农民，我读到，最近北京取缔了六十家低端农贸市场，说是为了整顿市容；还有从农村到城市的打工者，对于这些人，城市生活逐步取代了农村生活。当然，还有很多人生活在农村，大部分是老年人，这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2016年，中国女科幻作家郝景芳的作品《北京折叠》获雨果奖
我来到北京，我在想，北京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啊？北京的城市生活到底是什么？我读了一篇科幻小说，是一位清华大学女博士写的，叫《北京折叠》，故事不长，说的是未来的北京依托高科技被分成了三个空间，第一空间生活着五百万人，这些人享受阳光雨露和舒适的生活，可以享受完整的二十四小时的生活。然后，城市空间折叠，第二空间的人从清晨六点到晚上十点工作和生活，这里生活着二千五百万人，而第三空间的人只有在晚上十点到第二天早上六点才能出现，生活着五千万人。第三空间的人为第二和第一空间提供所有的必需品和服务，包括清理垃圾、贩卖衣服食物燃料等，但是这三个空间彼此隔绝。生活在第一空间的人对第二和第三空间几乎一无所知，也看不到工人是什么样子。
在北京，地铁是中下阶层人群的主要交通工具（摄影：OFPIX 张星海 / 腾讯网）
我非常感兴趣的是，这些新城市人到底是怎么想的？他／她们的感受是什么？这些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跟我们英国称为工人阶级的人们进行类比？如果他／她们在农村还拥有土地和房产，他们可能回乡去过自给自足的生活，可以称他／她们为工人阶级吗？虽然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迅速，但是政府可以控制大局，所以，也许中国的工人阶级不会像当初英国工人阶级那样去发育。当初在英国，工人阶级的产生与工会被给予了自由发展空间有很大关系，工人可以自由结社。在中国，虽然也有工会，但有的工会也不一定把工人利益放在首位。可见，有太多的不同了。
2010年春节后，打工者返回上海（来源：搜狐新闻）
符号秩序与物质秩序
让我尝试用学术一点的文字解释一下我的意思。我也许有点儿夸大的意味，但是我这样做是希望把我的想法说得更清晰一些。我看到一个翻版，两个相隔五十多年的时代，一个在英国、一个在中国，这两者在不同时代发生的深远的文化变化在我的头脑里重叠和对照起来，当然，中国此时变化的力度和规模比当年英国的大得多。换句话说，我在人生第一瞬间在英国所亲历的文化变化，和为了理解那种文化变化所从事的文化研究，好似在为我人生的第二个瞬间做准备，为我理解中国做准备，这是多么怪异和出乎意料啊！这种准备让我可以敏锐地感知一种巨大的文化变化和挣扎正在这里展开。重点在于：当社会含义（social meaning）转化成文化含义（cultural meaning）的时刻，物质秩序也就被重新诠释了。新的符号秩序显示出巨大的自主性，需要专门进行考察。
我选择使用“符号秩序”和“物质秩序”的概念是要强调，它们都是秩序，却各有各的规则和过程，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符号”被制造出来，并且商业化了，有大量的受众，就如同成千上万的广告每天都充斥着我们的双眼。其实，非要把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是很粗鲁的，因为两者不停地交叉和相互影响。官方的“符号秩序”不停地做着动员来促进其推行的“物质秩序”的合法化。我笃信，“符号秩序”同时也会从底层生长出来，更加直白，但好似与时代潮流不那么吻合，也不那么有时代意义，因为好像有时代意义的“符号秩序”会直接与那个时代的“物质秩序”相呼应。我们将这两个概念相区分，可以很好地进行文化分析，去诠释某种源于“物质秩序”的“意义”被转化为某种文化形式，乍一看让人费解，甚至让人觉得缺乏任何社会意义或者进步的社会意义。
在我的第一个瞬间，我研究摩托少年，他们是工人阶级，他们很年轻，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有自己对政治经济的理解，这种理解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威利斯式的，而是有他们自己的解读。如果用文化的视角去看待摩托少年，他们的英雄时刻体现在他们与摩托车的关系上，体现在他们流行的装扮上，这是一种生活方式。符号世界和物质世界的交集不只体现在一种方式上，而是体现在多种方式上，这是重点：生活方式。工人阶级的现实存在是：辛苦劳动、没钱、被剥削的无产阶级；而意识是：你如何去解读这些；而文化研究是：你如何生活，不是思想，而是生活，包括你的姿态、你的穿着、你的激情、你的亚文化。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也不一定都是有政治意义的，不一定都是有进步意义的。当我做《学做工》的研究时关注的就是“家伙们”的生活方式。“家伙们”的反抗方式多种多样，可以通过展示男性力量、组成小团伙等。他们并不想当好工人，他们想做“好家伙”。什么是“家伙”？是时髦的打扮、身体强壮、抽烟、对女性有吸引力。记得当时一个“家伙”告诉我，“我可以逗别人笑，别人无法逗我们笑”，他们并不是受害者，他们没有被压迫、没有被击垮、没有被踩在脚下、没有失去人格，他们把事情翻转过来，他们通过符号秩序的改变，把物质秩序变成了另一个模样，这另一个模样并不是进步的社会主义政治，这虽然让人觉得悲哀，但是，这就是现实。我在第一个瞬间就是想解读生活方式。传统政治经济学角度的假设是，工人阶级的悲惨遭遇将工人击垮，他们唯一的反应就是革命，但是现实往往不是这个样子，工人们的反应是：消费、摩托车、性、娱乐，及时行乐。也就是说，“家伙”们没有革命的想法，而是及时行乐，找到此时生活的意义。也许很难直接看到这样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发现的积极的政治回报，但是，这起码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
在我和吕途的交流中，吕途告诉我她写《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一书的缘起，当初她带着第一本书《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回到一些工友中间进行讨论，工友们对现实的反馈让吕途困惑，有些工友们的直接反馈是：不觉得存在剥削，也不认为社会不公平，这样的反馈让吕途意识到必须做文化研究，需要去思考工人为何对客观环境如此“顺从”。的确，打工者的“符号秩序”、生活方式、对世界的理解，是属于他们的，不是别人的，不是吕途的，也不是威利斯的。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符号秩序”。我充满困惑，我不会说中文，我感到很无助。遇到吕途之后她给我打开一扇窗口，我来到吕途所生活的北京的第三空间，试图多了解一些北京的底层生活。
我在写一本新书，这本书试图去观察中国人的符号特征。我最为震惊的是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对现代性（modernity）所抱有的难以置信的乐观态度。大家如此欢迎现代性，无论现代性和传统存在多么大的冲突和矛盾,现代性已经成为意识主流。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最现实版的场景：一个传统社会正在受到现代性的致命打击并且已经败下阵来。经历了几个世纪苦难的中国人现在成为地球上最乐观的人，张开双臂展望未来，虽然你们也不知道未来是什么，但是却把过去如同旧抹布一样丢弃。
我发现，中国人通过强大的文化意象和动机来看待未来，这包括三个方面：崇拜被繁荣所渲染的城市；崇拜文化商品；完全陷入互联网。这些构成了闪闪发光的未来之路。
来到城市打工的人，很多在农村还保留着土地和住房，头脑中也还保有思乡的情结，但是，人们不想返乡。我在中国感受到一种和英国很不同的城市情结。在这里，城市代表着酷，代表着未来，代表着现代性，也就是说，城市不再仅仅是物质世界的城市，也是一个带着符号意义的城市，是一种“理念”；而农村是乏味的、土气的、没人愿意去的、属于过去的。人们对城市的看法与对现代性的崇拜密切相关，城市如同有着巨大引力的磁铁，人们热爱着城市、品尝着城市、感受着城市。就如同我在科幻小说《北京折叠》中读到的，生活在城市第三空间的人们的生活很糟糕，但是，为了留在那里，大家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2010年，24岁的北漂青年戴海飞依靠专业特长，用竹子自造了“蛋形蜗居”（图：CFP视觉 / 腾讯网）
还有一个就是神奇的互联网。工人们可以没有漂亮衣服、可以没有钱、可以失业，但是，就是不能没有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让人们觉得现代、城市化、乐观和拥有未来。在智能手机的世界里，人们可以和世界相连、可以和青年文化相连、可以和流行音乐相连、可以和商品相连。互联网在全世界都很重要，但是好似对中国人尤其重要。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是西方发明的，但是在中国找到了最大的市场，在这里，农民和打工者都在使用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成了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我坐地铁的时候，发现所有人都在看手机。如果是在英国，你还可以看到有人在读报，有人在聊天，也有人看手机，但是在中国，几乎所有人都在看手机。从一定意义上说，互联网不再只是交流的手段，而是好像给了人们一种承诺，好像给经历了贫困和封闭的人们提供了一条通往未来和全球化的金光大道。中国人对商品的迷恋也大大超过西方人，也就是说，不只是迷恋商品本身，连商品形象都会迷恋。当没有钱购买商品的时候，仍然对商品形象痴迷。
北京地铁里，“低头族”在玩手机。英语中，“低头族”（Phubbing）是一个生造的单词（图：CFP）
作为结尾，我想说，关注打工者的物质生活世界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需要多加关注，但是，只关注物质生活和“物质秩序”是不够的，还需要关注“符号秩序”。我尤其想对吕途说，我很敬重她的工作，我也相信她对中国打工者的了解超过我。我相信，她的著作一定非常精彩，可惜我读不懂。我想提醒她的是，也许她太强调物质秩序了，没有足够关注符号秩序。符号秩序不应该只被学者使用，也不应该是艺术家的专利，不应该只是北京或者曼哈顿有生产文化产品的权利，更不应该是自称为符号学专家的人们的专利。符号秩序也许对穷人更为重要，也许是他们活下去的支柱，人们有食物和茶水就可以维持生命，但是人们需要依靠符号秩序才能让精神活下去。符号秩序和物质秩序经常是以复杂的形式产生重叠的。符号秩序可以是消极的，也可以是进步的。
如何去诠释物质秩序和符号秩序的表达？人类学研究通过研究经验和文化去获得答案，也许可以从学术界获得帮助，但是，学术界往往不把对符号秩序的理解应用到物质秩序中去，我们在第一个瞬间尝试了符号秩序在物质秩序中的应用，而现在，符号秩序已经演变成了二十多种文化研究了。所以，如果我可以对吕途的工作提一点儿建议的话，就是让符号秩序回归到物质秩序中去，想一想英国的“第一个瞬间”，去思考当代中国的“三个空间”。我们需要文化研究，中国需要文化研究，但是，要牢记当年文化研究创始之际的初衷和方式，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研究打下基础。文化研究要探讨的是“表达”和“符号”，在西方，这样的研究发展到了极致，演化成了诠释学（textualism）、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和各种唯心主义（idealism）。我非常希望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可以再次把“表达”和“符号”召唤到物质现实中来，运用到大众文化研究中，运用到对日常生活经验所进行的民族志研究之中。
注：这篇文字的初稿由吕途根据现场录音翻译和整理而成。
（《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英］保罗·威利斯著，译林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 Paul Willis, Profane Cul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aul Willis ［with Andy Bekenn, Tony Ellis, Denise Whitt］, The Youth Review. Aldershot: Gower, 1988）
*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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